从梁警官被起诉,看华裔在美国受到的种族歧视

从梁警官被起诉,看华裔在美国受到的种族歧视

中美君说

2014年11月24日,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做出裁决,在中部小镇弗格森枪杀一名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无需面临指控。
2014年12月3日,纽约大陪审团做出裁决,掐死一名涉卖私烟手无寸铁非裔男子的白人警察无需面临指控。
美国两个大陪审团对两案的裁决接连在美国各州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甚至骚动。
2015年2月10日,纽约大陪审团做出裁决,决定起诉去年11月在巡逻时涉嫌误杀一名非裔青年的华裔警察梁彼得(Peter Liang)。而案发时与梁彼得在一起的白人警员被免于起诉。
同是过失杀人,为何华裔警官被起诉,白人警官皆免于起诉呢?
究竟有没有种族歧视在作祟?
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又是什么鬼?
华裔群体在美主流社会又是否遭遇歧视和忽视?

本期“中美对话∙众口谓”的特约评论员,或在美生活多年,或研究美国法律与种族问题,正吵个不休…


游天龙

现居美国南部某城,正在翻越一座座博士山…

我经常在想,如果这次误杀黑人的警察又是白人或者是西语裔,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们总是盯着被推上被告席的华裔警官梁彼得,可是在场还有一个白人警官。如果梁是被告,为什么这位白人警察不被看做从犯?须知纽约州刑法里面对于从犯的定义非常宽松。

本案中主犯梁彼得以过失杀人被起诉,而过失杀人的犯罪意图要成立的标准是”reckless”(明知故犯),那么根据纽约州刑法对于从犯的要求,只要检察官证明白人警察当时也是” reckless “即可将其一并送上法庭。据媒体报道,两人在死者中枪后有六分半钟没有寻求帮助,这足以给白人警官扣上 reckless 的帽子,但他却和梁的结果迥异,不仅没有被公诉,甚至没有作为证人出席大陪审团问询,检方的保护措施可以说做的非常足。

然后就是大陪审团制度,这个弊病丛生的制度能存活几百年也真是有趣。大陪审团制度本身决定了其过程和结果必然是受到检察官所主导,大陪审团仅仅是一个代表“民意”的橡皮图章而已。在这个程序中,不论是起诉还是不起诉,其结果都在检察官的掌握中。

当案件不涉及政治因素的时候,大陪审团通常不会拒绝检察官的起诉申请。以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为例,1984年报告指出联邦司法部起诉的17419个案件中有68个被大陪审团拒绝,到了1991年25942个案件中仅有16个被拒绝,而2010年的162000个案件则只有11个被拒绝。

而这几个罕见的被免于起诉的案件并不能凸显大陪审团的独立性,而仅仅是因为联邦检察官的“故意”。

一位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的美国国会议员曾证实“他从来没有案子被大陪审团拒绝过,除非他想要大陪审团拒绝。”连美国联邦司法部自己的报告中也承认“大陪审团的作用有赖于联邦检察官们的善意和职业道德”,大陪审团的独立性非常值得怀疑。检察官对大陪审团的控制力与日俱增的现实让有些法律界人士戏称“大陪审团会在检察官的要求下起诉一个三明治”。”

 下面借弗格森案件展开说说让大家知道检察官对大陪审团大概可以操纵到什么程度。

自圣路易斯现任地区检察官1991年上任以来,五位警察因为在职杀人事件被呈交大陪审团,五人无一被起诉。而对比警察涉及的其他类型犯罪,大陪审团的起诉率以及警察最后被定罪的概率都高得多。

而圣路易斯的现象在美国并非孤例。休斯顿市自2004年以来就没有警察因为杀人被大陪审团起诉,而达拉斯的大陪审团在2008到2012年间的81起警察杀人案件中仅仅起诉一人。据司法部报告,2011年平均每天有一位美国人被警察打死,但2005年到2011年全美国仅有41名警察因此被起诉。可以说美国的刑法制度本身是非常非常保护警察的,如今华裔警官梁彼得被起诉,如果说没有种族因素恐怕很难让人相信。


田禾

现居纽约的化学生物学博士

我主要想谈谈亚裔在美国是否受到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美国种族、性别平等已经被树立为政治正确,所以对亚裔在制度纸面上的歧视是几乎不存在的。但是出于多种结构性的原因,亚裔在很多议题上确实处于弱势地位,就像美国法律上虽然规定性别平等,但并不代表女性实际上享有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亚裔在美国政治中最严重劣势当然是人口数量少且生育率低,而且这个问题是几乎不可能解决的。拉美裔如果不是人口数量大也不会有现在的政治影响力。

亚裔的优势是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较高,但是亚裔的经济地位似乎没有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个人猜想,亚裔收入较高也只是平均数/中位数较高,可能收入前10%的亚裔很多(因为在专业技术职位上有竞争力),那么前1%呢?0.1%呢?此外美国大企业的CEO 有多少亚裔呢?金融界、法律界的高层有多少亚裔呢?传媒、智库里有话语权的人有多少亚裔呢?纽约时报有几个专栏作家是亚裔?一个 Bloomberg  的影响力非常可能超过10万个年薪10万美元的散兵游勇。

那么亚裔为什么没法被有效动员呢?

就拿华裔来说好了。第一代移民当然受到母国文化的影响,除了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世代,华人似乎普遍更适应威权主义下的官僚制,而不是竞争性的选举制度。第一代在语言文化上的劣势也妨碍了他们在华裔社区外参与政治竞争。在政治领域外,华人温良恭俭让的处事方法,在美国这种推崇个人主义、外向性格的社会里是有可能吃亏的。

华人自己内部也分很多派别。大陆来的和台湾来的未必有很多来往,华裔留学生/技术移民和偷渡客/蓝领劳动者恐怕也没有多少交集(就像在国内,北京上海本地的中产阶级和来自中西部省份的民工其实也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相应的,不同华裔群体在经济政策和移民政策上的诉求差异非常大。此外,在宗教道德议题上保守的华裔(比如大部分华裔基督徒)非常可能青睐共和党保守派,一个自由派华裔则可能偏向民主党。华裔内部的多样性很容易导致政治分裂。这些人相同点只是血缘。

如果华裔政治家不玩族裔政治,就很难聚合华裔有限的选票。讽刺的是,族裔政治往往是族裔间压迫、对抗的结果。一个非裔美国人,祖上经历过惨烈的种族压迫,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肤色受到来自警察、雇主不公正的对待,那么非裔美国人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是非常合理的。而大部分华裔都不是在排华法案那个年代来到美国的,反而有很多是平权运动之后才移民的。

华裔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美国本身更有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可能反而降低了华裔作为一个整体争取政治权力的迫切性。


王穆

一个在纽约勤奋工作的女记者

华裔警官在美过失杀人被起诉,是不是种族歧视在作祟?

首先,我认为梁警官在美过失杀人被起诉,不是种族歧视在作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令陪审团怀疑的,不是梁警官的人种,而是梁警官既没有在陪审团面前作证,也没有声明自己面临了威胁生命的危险而自我防卫,才杀人。如果此处的梁警官是任何其他种族,不管陪审团的人员构成,也完全是会让人生疑的。对梁警官案件更不利的是,正因为梁警官拒绝出庭作证,也让人们直接去审查他是否明知会造成危险还有意开枪,因为他把手指放在扳机上,这违反了警官培训守则。

所以起诉他的最后一项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是合理的。因此我认为,这些起诉都是针对的事实本身,而不是同梁警官的人种有关。从事实来看,我认为这些控词并没错。(以上参考纽约时报相关报道)

第二,白人警官没被起诉,是否就说明是种族歧视呢?我觉得也说明不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的场景模拟是说,当时黑人大叔和女友从7楼下来,正好遇见了在8楼执勤的梁警官。(原文取自中新网报道)从这段描述里来看,没有白人警官的影子。纽约市的警察巡逻是两个警官一组,一个老警官带一个新手,并且他们倾向于去危险的地段脚踏实地地巡逻。这是纽约警察局的政策。就算是老警官违反了纪律和新警官分开巡查,那是违纪,也不是违法,老警官也不用到刑事法庭上去作证,因为陪审团只用于刑事法庭。

所以老警官没有出庭作证、也免于起诉,从以上事实来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论这个警察是什么种族。而且开枪的发起者是梁警官,最终该接受起诉的也是他。白人警官只能算是救援不及时的过错,但现场情况复杂。在没有更多案情还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妄下判断。

第三,关于华裔社会是否严重分裂的问题。我认为,我目前看到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先说支持起诉梁警官的。我只说在报道里看到过的表态。高级官员里有陈倩雯,陈议员的选区是 downtown Manhattan ,那么一个在布鲁克林18 ave 发生的华裔案件,和她的选区无关,她选择站在政府的一边,也无可厚非,政治上比较保险。

报道里的华裔路人大多没有表态,说“需要依法执法,交到法庭里让法官裁决总没有错”。我觉得这不就是美国人眼中的理想公民么……对法律的信任,不代表华裔内部的分裂。当然很多华裔反对起诉梁警官,例如华人步枪协会和各类文化组织。先不论法理,但他们确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陪审团的情绪是否受到了类似同类案件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梁警官辩护律师提出的问题。

当然以上只是个人意见,如果梁警官没有选择沉默,也许事件会有很多不同。但是——同种族歧视无关。


游天龙

回应楼上的问题,我认为梁警官去大陪审团作证才是不正常的,因为:

1)这对死者不公平,死人不会说话,大陪审团等于听到一面之词 2)被告没有律师陪同,所说的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处于极端不利于被告的情境 3)这很可能会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被告不得自证其罪”的要求,让检方面临案件被推翻的可能

这次主流媒体以梁没有去大陪审团作证来暗示梁的有罪,但其实,美国主流媒体之前在弗格森一案的时候报道涉案威尔逊警官为自己作证时,也用了“极为少见、意料之外”等描述来形容。(根据纽约时报、CNN等主流媒体报道)

即使纽约有被告愿意出席大陪审团问询,人数其实也非常少,因为被告律师会很担心大陪审团问询时,会在被告人的陈述中指出难以弥和的漏洞。如果梁去了大陪审团,估计左派媒体又要高呼不公平了,我推测梁不去大陪审团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体在之前两个案子的报道中已经营造了这样不利于警察的舆论氛围。谁知道人家这次循规蹈矩的不去了,左派媒体还是不放过他。

话说回弗格森案。其实警察是否在大陪审团那里作证,主要看检察官是否想真心起诉警察,在弗格森一案中,检方的种种作为就是要放警察一马。在弗格森案大陪审团问询记录公布之后,美国不少法学界人士都纷纷指出该问询过程中的诸多不合常规之处。

首先,检察官在大陪审团传唤证人的时候居然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庭审中,检方作为原告是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的,通过开放式的问题让证人给出尽可能丰富完整的答案,而交叉询问,特别是其诱导式封闭式的问题,主要目的是消除证人直接证言的不利影响,查找证人证言中难以自圆其说的瑕疵,从而降低证人的可信度。和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尤其是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人一般都是未来的检方证人。检察官他们进行交叉询问,无疑是自曝其短,有意在大陪审团面前凸显证人证言可信度低。

其次,大陪审团传唤了大约60个证人,耗时75小时,庭审记录长达5000页,闭门审议近三个月。短时间内传唤大量证人,累计巨量证词,无疑大大增加了大陪审团的工作强度和难度,而其中被检方交叉询问所引出的各种矛盾证词更容易让大陪审团在后面的讨论中难以达成统一意见,从而为被告逃脱法律制裁创造条件。

再次,被告居然也有机会出席大陪审团审讯并回答问题四小时之久。大陪审团审讯是一个不允许辩护律师出席的场所,而任何人在此留下的证词日后都会成为呈堂证供。因此通常情况下被告律师是不会建议被告出席大陪审团审讯的,而更多时候被告是不知道自己被调查面临被刑事起诉的这一事实的。这里被告一反常态出席大陪审团审讯并回答问题,中途也没有遭到检方严苛的交叉询问的刁难。而这本身对于死者就是不公平的,因为作为受害者的迈克尔布朗已经没有机会从自己的角度阐述事发经过了。

而在场的助理地区检察官还通过不准确且充满误导性的陪审团指示来混淆大陪审员们,使得大陪审员们是带着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去聆听被告的陈述,错误的印象已经造成,就算检察官事后补救,在某些法学教授看来无异于掩耳盗铃。

最奇怪的是,检察官居然连起诉罪名都没有提供,而这无疑会造成大陪审团内部的分裂。以本案为例,被告可能可以以一级谋杀,二级谋杀,重罪谋杀,误杀,过失凶杀等罪名被起诉。如果检方根据手头的证据多寡选一个或几个罪名,大陪审团则可以就检方的建议进行讨论,较容易取得共识。

而现在没有建议,大陪审团不得不从以上几个罪名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罪名起诉,那么有可能出现哪种罪名都难以达到绝对多数,最后无法将被告绳之以法。检方这种看似全权委托“人民”的做法的潜在负面影响是极大的,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大陪审团讨论的进程。可以说,弗格森案中的涉案警员威尔逊敢去大陪审团作证,恐怕就是有检方撑腰所以有恃无恐。

而此案中检方要给梁警官定罪态度明显,梁当然不会孤身勇闯龙潭虎穴,因为不管他的证词如何,检方都有办法操纵大陪审团。


林垚

混政治学饭的拖延症奶爸 

比较同意沙漠游客的分析,我来个简化版以突出重点吧。

王穆在其发言中用“陪审团”来指称大陪审团,我想大概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对这二者的混淆。实际上,“大陪审团”和“陪审团”虽然在名称上相近,性质却截然不同,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大陪审团”的“大”字,只是说其人数比“陪审团”多而已,并不意味着与“陪审团”有什么关联。

从功能上说,大陪审团负责决定是否起诉;陪审团负责决定是否定罪。而从程序上说,两者的区别更是理解这一系列警察杀人案件的关键。

举几个例子:

陪审团成员是需要经过偏见筛除的,但大陪审团成员就不需要;

大陪审团聆讯(包括证人的召集与提问等等)完全由检察官主导,法官不会在场(所以不像陪审团聆讯时那样,可以由法官来判断admissability of evidence ),辩护律师也不能出场(或者出场但不允许发言,所以既不能对检察官的提问方式加以反对,也不能交叉质询控方证人,更不能为被控者提供法律咨询);

嫌疑人在大陪审团聆讯过程中无法享受第六修正案所提供的咨询权(right to counsel )与交叉质证权(rightto confront & cross-examine witnesses );

大陪审团的聆讯过程完全秘密进行,媒体无法入场,事后也不公开材料(因此弗格森案的做法非常反常);等等。

这些区别使得大陪审团根本上就是检察官手中的橡皮图章,检察官想要起诉,大陪审团就一定会起诉,检察官想不起诉,大陪审团就一定不会起诉。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还在采取大陪审团制度的基本上只剩美国这一家,别的普通法国家都早就把它废除了(美国之所以没法废除,是因为写进了第五修正案,修宪太困难)。

正像沙漠游客所说,梁警官不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恰恰是正常情况,相反之前那些案子里出面作证的警官才是有鬼——因为嫌疑人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不仅不能咨询律师、不能交叉质询其他证人、而且要自动放弃证词免责权,被检察官问得昏头昏脑之后不小心说句错话将来都要被当成呈堂证供。所以除非知道检察官暗中挺你,否则最好的策略就是放弃作证。

如果说梁警官这个案件本身是否有对华人的歧视,或许有、或许没有,我没有追逐媒体的细节报道所以不敢断言;但把弗格森案、加纳案等一系列案子串起来,说大陪审团/检察官是否向来摆明了偏袒警察、唯独这次一反常态,那是无可争辩的。

原文参考:

Report: Darren Wilson Testified Before Grand Jury (来自MSNBC)

New Trend Before Grand Juries: Meet the Accused(来自NYT)

Basis for Brooklyn Police Shooting: No Threat Lead Officer to Fire (来自N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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