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能否出一个洛克菲勒?

中国新富能否出一个洛克菲勒?

中国的慈善业是否会面临井喷?

中国的慈善业跟美国慈善业会有相似之处吗?

中国的新富阶层如何借鉴洛克菲洛家族经验为后代规划财富?

美国与中国的慈善可能走到一起解决全球性问题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主席陈致和(Lincoln C. Chen)与Melissa Berman(洛克菲勒慈善顾问公司总裁)、陈一梅(中国发展简报总干事)、Tony Saich(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在本月初做客亚洲协会纽约总部进行对话,探讨中美慈善事业的异同与发展,以及中国新富阶层在中国慈善事业中充任的历史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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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实录:

陈致和(Lincoln C.Chen):美国的慈善业, 100年前的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时代被看成是黄金时代,有着不少创举,比如关注问题根源而非仅仅补救问题,使用公司结构,比如基金会。在美国从1990年之后,我们有了财富的爆炸式增长,不少慈善的新形式出现,公益创投、全球慈善、电传慈善等等许多创新的形式,但最热门的话题可能还是慈善业在中国,因为中国财富的增长。

所以我要问诸位一个简单的问题,请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中国的慈善业是否会有不可避免的暴涨?

Melissa Berma:是的。

陈致和:句号对吗?Tony呢?

Tony Saich: 也许。

陈一梅:是的!

陈致和:所以我们有两个“是”,一个“也许”。

那中国的慈善业跟美国慈善业会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当然,美国慈善业可分为黄金时期和新的IT信息技术时期。

Melissa Berma:这我可没办法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了。

陈致和:当然!你随便按你想的说。

Melissa Berma: 我会说,当我们谈美国慈善的黄金时代时,我们当然会提到这些重要的名字,比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等,但同时我们也容易忽略大众或者公民参与的慈善事业。在我们大多数的历史里是没有这些的。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人们开始在线上进行拆借、物捐⋯⋯(这些在美国也是很常见的),我们会在中国看到新技术在慈善业的应用。我想对于慈善家,不管是公民层次的还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他们的慈善业都和新的技术有结合。

陈致和:有个关于家庭的问题,如果我有子女的话,就像Tony你说的,你要担心自己的子女。看起来美国慈善业和洛克菲勒家族给我们一个经验就是你如何为你的后代规划财富,因为那是你最终最关心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极度富有,比如马云,我会开始担心我到底能为我的后代做什么。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Tony Saich: 对,我觉得那已经影响到了不少家庭。比如老牛基金会。我觉得他(牛根生)对这个问题就很严肃,如果他在训练他的孩子们如何管理这个基金会。当然同时也有一些家庭不愿意将财富托给子女,这就需要有另外的构架使得财富不是被简单挥霍掉。

我同他们聊过这个问题,当你有了上百亿美金,很多人的内心却是会改变。我要拿这些钱怎么办?我又远超过我需要的钱。所以到这时候你的组织需要作一些事情以及相关的一系列讨论,比如如何管理财富,如何架构更有建设性的东西。

而另外一个大问题是,美国与中国的慈善能否可能走到一起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超越地域社区和单个国家的问题。美国慈善业中的不少都有国际性影响,当然这需要时间。那也是中国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地方,比如(中美之间)的价值如何匹配?他们会有不同的路径还是会有不同的冲突方式?不同的出资方式?这些都会是有意思的问题。

陈一梅:我觉得那是对于中国富人来说一个痛苦的内心转变,去接纳这个现代工艺的概念。美国和中国对财富有着非常不同的传统和文化、宗教信仰、家庭传统,以及我们自己与族群的关系,比如在中国,财富在大家族内的分布也有区别,并不是在公众范围内的。

我觉得这些差异都是正面的。在中国我们并没有遗产税,所以谈及捐赠给基金会时也没有这种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