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坦福的课堂上,回看中国高考制度 (五)

我在斯坦福的课堂上,回看中国高考制度 (五)

中美君说:

今天的独家推送,是这个系列的第四篇(点击阅读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来自一位在美国西岸阳光普照的校园读书的年轻人。作为留学潮里的一员,他在海外,写下那些他遇到的留学党的故事,以及当初为何打算出国的决定。

参与文末投票,一起讨论“大学录取那些事儿”


作者:曹起曈(斯坦福大学本科生)

编辑:党葳堃

 

在填写申请时,谷晓禾对美国高中的想像完全来自于美剧,而徐川的期待更为强烈——“就是看各种宣传册呀,好漂亮,好有钱,校友都是那么多有名的人,很牛,感觉上这样一个学校真是不虚此生呀。”

如果说中国的应试教育将针对高考实用主义推向了极致,那西方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则与之针锋相对,以人文主义传统而非实用技能为重。因此,厌倦了应试教育的中国人对美式教育往往存在某种特别的憧憬。


(博雅教育的价值,图片源自网络)

2015年8月初,问答网站知乎上的问题“在北美名校读书是什么体验?”下冒出了一个高票答案。答题者自称斯坦福物理系本科毕业,在校期间参与了历史悠久的地下学术竞赛,其中有参赛者动用了超级计算机模拟了某种想像中的生命模型演化的历史和社会形态发展。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对于斯坦福学生群体的描述:

“你见过提笔能推导夸克-胶子等离子态表达式,拿起麦克风能当乐队主唱,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论文,同时在学校办画展的人吗?斯坦福比比皆是。”

一言以蔽之,在这位答题者的描述之下,斯坦福的学生“什么都懂”。

这个答案一夜间吸引了近5000次点赞,不少网民留言表示“太厉害了”“看完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仅仅过了数小时,画风便急转直下——有斯坦福学生在校友数据库中查找后发现,该作者的姓名并未列入,而其所描述的诸多细节也逐渐遭到其它经历过美国本科教育的网民驳斥。作者不得不转为匿名,一天后更是直接删除了回答。


(图片来自知乎网站)

然而,此时作者田园诗一般的描述早已传遍了各大社交网络,直至一个月后,仍能时不时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痕迹,而所附评论也几乎清一色地体现着对文中所述的“美国模式”的盛赞。

同样体现滞后性的是,基于地理隔阂和语言壁垒,美国知识界对于其自身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批判,在中国往往也无法于第一时间得以讨论,而真正讨论时,又会在不自觉中受到事后诸葛心理的影响,将问题的幅度夸大。

2015年夏天,《南方周末》上一篇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的评论文章就是这种讨论模式的典型彰显。

整篇文章引述了前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于2014年出版的《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将整本书的论点一一列举,并辅以详尽例证。

该评论以一个虚构的“耶鲁大学典型学生Joe”为例,批判了美国精英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呈现出的常春藤名校生活中充斥着浮夸和虚伪——为打造漂亮的简历而参加课外公益活动,为给老师留下好印象而假装博览群书,最终在毕业后进入“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的金融和咨询行业。

(威廉·德雷谢维奇和他的书《优秀的绵羊》,图片源自网络)

一时间,对于常春藤理想的幻灭成为了中国舆论界热议的话题。我最初没有留意到这篇文章,但随后,不时有朋友开始询问,斯坦福的生活是否真的如同某某评论所述一般空洞乏味。

起初,我通常以“斯坦福又不是常春藤”为由搪塞,被问得多了才发现,这种观念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确不可小觑。

但真正令我印象深刻之处在于,文中的观点,德雷谢维奇早已于几年前开始举办的一系列斯坦福分享会上一一叙述,而且在与学生的交流之中,讨论了诸多被这一评论文章所忽视的细节,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即是学生群体的多元性造就了多种多样的成长轨迹。

知乎用户的回答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虽然呈现的图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但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却如出一辙——将博野教育的内涵简化为一个幻想中的简单价值判断。

知乎回答者幻想的自身经历同评论文章幻想的“Joe”是否真的可以代表整个“美国精英大学体系”的学生群像?答案是显然的。当我们试图构建一个群体的群像之时,很多时候会发现,这种群像并不存在。

但人常常具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尤其是当全面了解一件事物的学习成本超出了这一知识可以产生的预期收益时,就更没有理由事无巨细地刨根问底。

政治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将这一现象称作“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但理性无知并不仅仅存在于公众的政治态度,对于教育问题也同样适用。

大多数人并没有动机了解其它国家(甚至是自己国家)教育的状况,因而一个简单的标签——不论是将常春藤式的博雅教育夸赞为理想的伊甸园,还是将其贬低为理顺绵羊毛皮的精英俱乐部——已然足够。


(斯坦福大学,图片源自网络)

不过,标签化讨论的简单是由牺牲事实细节换来的,而对于细节的关注不足,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误解。

例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一文,将其与公众对中国大学长久积攒的不满两相对照,得出了直接而带有几分消极色彩的结论:“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

这一相似性自录取过程就开始彰显:与中国父母想像之中的素质教育典范不同,美国的大学录取同样存在极大的不公。根据斯坦福公开的财政援助数据,通过贝叶斯概率计算,年收入超过30万美金富人家庭子女被录取的可能性,是年收入不足6万美金家庭子女的124倍。

这样说来,美式录取制度同中国高考制度,两者的不公平似乎也差不多。

但真的如此吗?


本文为《我在斯坦福的课堂上,回看中国高考制度》系列文章第四篇(点击阅读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

第四篇),读者的精彩来信《给斯坦福少年的回信》请点击这里阅读。

中美对话出品的内容均为原创,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络链接:ChinaUSDialogue.org;投稿、商业转载或媒体合作请联系:ChinaUSDialogue@gmail.com。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