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二胎,亡羊补牢?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

开放二胎,亡羊补牢?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

中美君说:

我知道你一定要说,哎呀又是二胎,被刷屏了。但是众口谓评论员们的讨论,真的不!一!样!不信?往下看。

开放二胎,真的能带来二胎吗?

作为众口谓群里少数在国内的奶爸,从事救灾的郝南尖锐地指出了许多中国年轻家长面临的困境:

是否生二胎则要面临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都和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个基本面有关。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是不是能让正处于事业奋斗期的父母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去释放生育的冲动?

经济压力被讨论得更多,而我认为同侪压力才是根源。婚姻安全也是一个考量的重要因素,离婚率高,稳定感情的稀缺,对婚姻预期不佳当然会影响生育欲望。

生活质量还包括生活内容的多样性,这一点无疑也会被生育大大挤占。社会配套设施也跟不上,公共服务就好像没有孩子出门这回事一样。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多数人(75年-85年生人)已经处于被生活压榨的状态,要孩子根本就来不及纳入议程。种种成本叠加在一起,理性上讲,

要一个孩子更多需要的已经是心理建设了——得勇敢一点。

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认知心理学,王一雪目前就职于北京一家券商从事风险控制,她对于政策上的放开二胎,表示”非常支持“,但是她发问到:作为个体层面,中国的家长们,在家庭教育上真的准备好了吗?

之所以由此想法是基于国内频频出现的熊孩子们,其数量之多,“熊”得程度之深,令人愕然。细查个案,其背后多有一位到诸位不等的“熊”家长。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很多家长迫于同侪压力和社会比较,倾向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强化了“熊”孩子们。如果家长们还是如此思路教育孩子,不论几胎,都不会减轻问题。

家长们或许需要反思自己的教育问题,肩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为什么要满足和鼓励孩子去做这种比较,是否来自于家长自己的攀比心?家长是否可以学习教育孩子,让他们去思考:别人有的东西,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要这个东西的理由是什么?是否能在重要的节点上引导孩子思考,从而帮助孩子建立自我认知和自律?

开放二胎,缓解老龄化最佳手段?

对此,田禾认为,

开放二胎(或完全开放生育)是应对老龄化最有效的政策。除非大规模引进移民,鼓励生育是减缓老龄化的唯一方法。但是我不觉得开放二胎可以扭转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命运。

从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各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表可以看出,所有工业化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替代最低水平),而东亚国家直接垫底,可能与东亚国家社会竞争激烈、教育成本高昂有关。开放二胎只是让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来的更平缓一些。

而李华芳则指出了开放二胎政策出台的背景:

从2013单独二胎到2015全面二胎,这中间多出生的人原以为会是报复性反弹,预计年均增长200万,那么两年间会增长400万。单独二胎原本会持续5年,预计反弹1000万人。

现在政策调整快,是因为根本没有报复性增长,两年间多出生的人100万都不到。所以即使全面放开生育,老龄化也不能避免。

对此,郝南表示悲观,

这个政策属于亡羊补牢。目前从各个方面分析,放开生育限制都是有必要的。完全放开也是可以预期的,只是全国计生系统毕竟人员冗杂,枝枝蔓蔓,撤并转也需要时间过渡。

老龄化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毕竟是在可能50年之后,应该还有缓冲掉头的空间和时间。但毕竟人口问题和别的问题不一样,基本面很难控制。说亡羊补牢就在于此,老龄化不可逆的分析已有很多,不再赘述。

根本解决之道,是要回答老年人应该怎么办,提升社区相关的服务,建立养老金制度,更能抵御经济风险才保险。提高劳动人口的生产效率则是另一个解决问题的角度。

作为众口谓评论员里的北美地区奶爸,Talich也对此表示悲观,

人口老龄化是很难控制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计划生育在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而城市,并不是人口的增长点,就算放开,也无法逆转生育率的下降。

政府估计很难预料到人口增长的放缓可以如此之快。比如在东德地区,人口生育率在 1988 – 1994 年间闪电地降到 1 以下。而日本 1980 年代还是最年轻的发达国家,现在几乎已是最老的了。开放二胎,完全是在跟着时代跑而已。

完全放开生育的一个可能结果,如 Global Aging Initiative 的 Richard Jackson 所言,或许能缓减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Jackson 进而认为这或者能帮助到养老,个人认为很难说)。但不管如何,现在开放到影响到就业人口,都是二十年以后的事。

为提高生育率、应对老龄化,西方社会有哪些举措?

田禾再次提醒大家看”妇女总和生育率表“,其中,

工业化国家中生育率较高的(>1.7)包括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四个北欧国家,还有英国、比利时、荷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以色列、美国,除了美国(或许还有以色列?)全部是高福利国家。我不太清楚这些国家哪些是因为移民生育率较高拉高了平均值。以色列可能是因为保守犹太教徒不节育。

其实女性教育水平和工作参与率的提高,是各国生育率降低的关键因素之一。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降低妇女为生育付出的代价。大部分欧洲国家是不歧视单亲母亲的,所以女方未婚先孕有很大可能会把孩子生下来。在北欧国家,父亲普遍参与子女的抚养过程,政府福利也很慷慨。

常年居住在美国的Talich贡献了不少“本土经验”:

提高生育率的方法,只能是社会提供更好的育儿条件,减轻妇女的负担。最终生不生孩子还是由女性来决定,在一个女性承载了大部分育儿责任的国家,如果不给于大量的直接或间接补助,无法改变生育率。

如果你要让女性作出“工作 vs 育儿”的决定,那生育率的下降是不可挽回的。而在这方面为了鼓励女性,在经济上的投入必须很大。像法国有 4% 的 GDP 等于是扔在上面。国家有没有实力与决心,长期的去投入,会决定生育选择。

另一方面,钱无法改变的,是社会态度,文化传统。社会态度上,就业歧视,是很大的问题。整个企业和社会文化需要转向工作和家庭并重的态度。

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的影响力极大。比如天主教反堕胎,在美国如果看到那种一家五六个乃至十数个孩子的,大多是天主教家庭。而摩门教盛兴的犹它州的生育也比东部州为高。但用宗教来推,这个放国内,不现实。

Talich继续总结了一下西方社会处理老龄化的方法,

关于老龄化,一个主要问题是福利分配的问题。很多时候,保持老年人的福利,就是要削减年轻人的福利。

应对老龄化一般的措施是延缓退休。这个很不受欢迎,因为老年人不喜欢,而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又更大。于是就要想方设法的让他们多工作。比如 Jeb Bush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人之一)的税改方案里,为了让老年人晚退休,67 岁以后工资里的社保税,员工自己部分就不用交了。

但同样有一个社会态度的问题,比如就业歧视。St Louis Fed 最近的文章里能看到,失业率是双峰的。25-30 岁一个,45 岁以上一个。而且在最近的经济危机后,长期失业率里老年人的那个峰,在变高变大。

在今天刷屏的众多相关文章中,赵思乐的一段评论发人深省:

“即使强制计生取消,生育也可能下降到家庭、男人的控制中,而女性的生育决定权和身体自主权依然无法得到认可和保障;强制性的不平等产假以及生育照料责任使女性成为职场上的‘次级品’,就业性别歧视成了企业要求‘效率’的必然理性。

如果说过去25-35岁未生育女性是就业性别歧视重灾区,将来这个灾区的范围恐怕还得扩大到40岁以下生育过一胎的女性,受灾强度也必将大大加深。”

众口谓评论员对这种“开放二胎可能会让更多女性受灾”的说法也展开了讨论。

田禾很是同意,并倾向于认为,

当局非常可能诉诸传统道德来对女性施加舆论压力。不过女性走进婚姻的成本太高,后果大概是结婚率下降,试图压迫女性来提高生育率可能会适得其反。韩国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李华芳则提出了一点其他的考量,

一方面可能出现类似的强制,但不应该忽略另一方面孩子对母亲提升幸福感的正面作用,尤其是长期来看,更是如此。如果说“可能”,可能实在太多。

在一胎制的情况下,生育选择迫使大量女性选择堕胎,这种强制难道不是更需要反对么?二胎制当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本质上和一胎制差别不是太大。所以还是要回到基本人权的角度,将生育权交回给家庭。

生育权应该交回给女性,还是家庭?

在香港读书的女权主义者典典表示,

答案应当是女性,而非家庭

家庭是对女性压迫的最大根源,从少女时的门禁到年纪稍长的逼婚,再到家务重担乃至家暴种种……这些不是以保护之名的限制,就是以私事家事为名的剥削和暴力,因“家庭”二字取消了自主权和公共性。

子宫在女人身上,生育权只属于女性,生育权包括生育的自由和拒绝生育的自由。老龄化是一个要应对的趋势,也许可以发展科技取代劳动力之类,但这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尤其不是一个要靠妨害女性生育自主权来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上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恐怕谈不上高下之分。

开放二胎,你支持吗?

尽管有种种困境,当被问到“是否支持二胎政策?”时,众口谓评论员们的回答似乎有史以来第一次“异口同声”。

田禾不但支持,还支持完全放开生育,并认为应当“废除对非婚生育的歧视,把生育自主权完全还给人民”。她认为:

要系统性地降低父母、特别是母亲抚养孩子的成本,比如增加公立幼儿园的数量、增加对公立教育的投资、补贴女性因生育承受的经济成本、敦促企事业采取弹性工作时间、鼓励父亲参与到子女抚养活动中,等等。

根本原因在于要弥补此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道主义欠债,现实原因是减缓老龄化。

学者、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李华芳亦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在我看来,要捍卫“人本身就是目的”,从权利入手的论证比功利主义的论证具有正当性。而且这看起来也不偷懒,而是经过了反复的考虑和比较,至少这中间有很多人是经历过功利主义大辩论的人。

比如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印度人口问题的论述,控诉印度的性别歧视导致“一亿消失的女孩”。但最终的论证应该趋向何处?还是人的自由选择。

经济学界已经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表明废除计划生育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这还有助于我们从权利的视角进一步认识生孩子是一项应该归于“家庭”的权利。由政府或者社会组织来代替家庭做生育决策,不仅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而且更是把人下降到物的层次从而使人陷入奴役而无尊严的状态。正是后者,决定了这项政策是“错误”的政策。(本文为节选,原文刊于《大家》)


整理、撰写:张潇冉

中美对话出品的内容均为原创,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络链接:ChinaUSDialogue.org;投稿、商业转载或媒体合作请联系:ChinaUSDialogue@gmail.com。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