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选择不信任康夏?

人们为什么选择不信任康夏?

“众口谓”群里有这么一些关心人世的大神,他们藏匿在一个个混杂着拼音、缩写的昵称和看不到真相的头像后面写论文或者每天正常地挤地铁上下班,只有当“天下不太平”的时候,他们才会张牙舞爪,现出原形,为着“公理与正义的问题”撕上一撕。

 

轰轰烈烈的“康夏散书”事件在6月8日康夏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出《最后一条》在24小时内超过10万浏览量,似乎画上了一个逗号。

这场喧嚣异常的混战当中,有很多人“受了伤”,包括那些以为会拿到一本独一无二的好书的人,以及以为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康夏。还有很多人,则在朋友圈、微信群、微博、豆瓣等无数同时在炮轰康夏的社交平台上,在混战中被带着毒箭头的言论擦伤。

舆论喧嚣过去,在喷洒了几公斤口水之后,我们是否从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又是因为什么,选择了相信或者不相信康夏?

选择了加入力挺或者谴责的队伍当中?

众口谓的评论员们,大多都不直接认识事件的主人公,于是为对此事进行客观地讨论提供了沃土。评论员们倾向于认为,“不怀恶意的客观讨论”而非“避而不谈”才是对当事人真正的尊重。

一篇《毫无德性的公共发言》在众口群中引爆了讨论。作者邹思聪在此文中,试图用公共发言中的“李普曼规则”来界定“康夏散书”一事中的局内、局外人身份:

如果你是局外人,即便了解事态的全部过程,也依然是局外人。因为你很可能不了解细节,很可能把关联性当成了因果性,错置了逻辑,脑补了故事,却以为掌握了全部的真相。

所以作为局外人,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就应该尽可能节制。节制的表达、质询、讨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而李普曼提出的这一套方法论,萧翰先生称之为“李普曼规则”。萧翰称,“这一规则很好地定位了如何运用言论自由进行民主政治生活的方式和边界”,而这一规则的实现,与“无罪推定”和“正当程序”等司法原理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于是,这本身就构成公共讨论中的基本德性。

对此,在哥大政治系读博的林垚开了第一炮:

康夏事件,像思聪的文章去指责公众的缺乏德性,有失稳妥。一来公共发言中偏激观点一直存在,不是这次才出现,也没有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增多。对此应该有预期,加以指责也于事无补。

二来,除了少数偏激的言论外,多数人的揣测、批评,我觉得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并无可指责之处。作为康夏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愿意去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没有起贪念,这当然没错;但你不能要求那些跟康夏的生活没有交集的人,在他犯下一次又一次“技术性错误”之后,仍然对他的动机保持信任。事实上,对动机的推测本来就是公共讨论中不可排除的部分。康夏觉得冤屈,可能也确实受了冤屈,但这不能怪公众,只能怪自己处理事情不妥当。

而在宾大读社会学的声明自己“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康夏”的刘冉姑娘则提出了“同理心”的重要性:

任何人当然都有权利作任何推测,但我也有权利觉得在康已经道歉和承诺退款并且明显精神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还落井下石的人很可怕。有理性没错,但人总也要有点同理心。

在纽约一家癌症医院工作的黄潇潇,或许是因为深知医患关系的棘手,提出:

要打消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首先就是要拒绝以“不信任他人”为一个默认起点。除非有足够事实和证据显示,这人的确不值得信任。

自此开启了众口群对“信任”的讨论。

究竟为什么很多人选择不信任康夏?

首先,在纽约学习生物化学的田禾梳理了一下事情经过,

首先要承认康在整个散书的过程中确实犯了错误。他设置了一个复杂的配送方式,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处理能力,在发现订单远远超出预期时擅自变更游戏规则,危机发酵后缺乏成熟冷静的公关手腕,导致最后酿成苦果。

康最大的问题是:他用熟人之间小圈子游戏的浪漫态度处理了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易。

对康之后的道歉、退款等应对方式,林垚进一步分析道:

道歉是不是真诚、退款的承诺会不会算数,不同人也会有不同判断。康夏在这整个事件中,回应质疑的方式一直都存在问题,所以才会招来越来越多的质疑。从一开始说自己有多苦多累、要赔多少钱,到最后在微博上说“去死也不能让这件事情停止下来”,对于本来就心存疑窦的人来说,这样的回应没有说服力,反而会加剧疑惑(这些年来公共空间中,苦情的戏码已经太多了)。

事情的症结,开始的时候在于书籍、财务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后来才又加上合同违约,所以最好的回应,是晒出1700多本书的 excel表、支付宝余额、流水帐,包括后来购书的账目等等。缺少这些信息,公众自然会有疑惧。

而学法律出身的游天龙则对“基于性善论的信任”有诸多洞察:

性善论本身就不可取。我们现在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司法等社会基础制度是建立在性恶论之上,才有了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政见分离、言论自由等等。这样想来,现在中国这种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未必不是好事。有了这种对人性的负面共识反而有助于社会进步。

正当大家对于和陌生人的交往究竟采取何种程度的信任而争论不休,三土提出了这件事件的本质实则是商务往来,而商务往来需要有契约精神,而不是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至于对那些拥有明确立场的人们,林垚继而指出“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力。

我们选择信任他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朋友认识、信任康,且信任我们的朋友的人品和判断,所以这份信任是有基础和保障的。而对于与康素昧平生的人,要求这份信任则强人所难。而说话刻薄的人,则在某种程度上缺少这些‘这些朋友的朋友’所掌握的信息,或者对信息选择不信任”。

田禾此时跟进“信息对称”的重要性,

我自始至终相信康夏没有诈骗的意图。《带不走,所以卖掉我的1741本书》首发于微信朋友圈,最开始主要在康夏的个人社交网络内传播,在书单寄出后,康夏又呼唤网友在新浪微博上晒书。试问一个处心积虑的骗子会不会这样坦荡行事?我看了康的博客,觉得他的教育轨迹、审美趣味都表明他出身于一个经济条件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性格中有些理想主义,他的行为逻辑乃至性格弱点与其个人背景相称,这也给他的自辨增加了可信度。

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的王浙鑫进一步分析了康与其朋友的应对不当,

民众的不理智程度是不一样的。康夏如果能处理的更合适的话,就能更加争取到’相对理智‘的群众。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不认识康的人基本都对他持批评态度,哪怕是豆瓣,知乎上的一些’读书人‘也是如此。这个现象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康的回应的确太情绪化,以述说委屈为主(虽然要求他不情绪化的确很难)。

而朋友圈也因为爱惜他,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与“暴民”对抗的方式交流,但导致了双方情绪的进一步激化,而其实安慰他并不一定需要以骂网友的方式来进行。我认为,不能因为有一部分人无法被说服,就放弃客观上更好解释方法的努力。

对于信任与否的“站队”曾一度在朋友圈中呈现白热化的趋势,甚至出现“友尽”的情况。众评论员对此也相当头痛。

纪小城老师的意见是,

与其试图说服朋友尝试信任,不如先表达自己的信任态度。如果可能,可以进一步向朋友询问彼此掌握的信息是否对等。

在对信任是否能够呈几何数通过相识的人进行传递的讨论中,纪小城老师忽然对“信任”本身进行了质疑:信任本身也未必是值得不懈追求的价值,至少‘绝对的信任’不是。

此后众人的焦点集中于对在康夏表达了轻生倾向的微博下出现了“死前先打钱”这类激烈言辞的讨论。

致力于救灾信息平台的郝南此时从信息入手,提出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

在当事人的状态无从得知的时候,有很多可能性。不同在于愿意相信哪种可能性。不断揭示出的新的证据都越来越不利于本人,负面的分析也越来越难被反驳的时候,没有依据的人更多的相信消极的可能,也是很正常的……

浙鑫也同时指出人群的情绪反弹,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当事人强烈的情绪表达,恶化了当事人与网友的沟通,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康夏的回复反倒“激起”他们怒火的原因是:他表达委屈感受的强度大于他表达错误的诚恳度。不恰当的比方是: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男朋友说:“都是我的错你满意了吧!”或者“我去死你就高兴了吧!”这样的话虽然是痛苦的真实感受,但反而会让对方更暴怒……

毕竟与男女朋友之间当面吵架不同,当事人的状态究竟是否能够通过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对未曾谋面的网友中进行有效传递,是存疑的。

事实上,在网络上传达“崩溃状态”是无效的,根据自己曾经受过的新媒体传播训练,郝南分享道,

新媒体传播需要先确定传播受众,再分析受众属性,再制定传播策略和内容,自身的“崩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则只能传递给朋友和同情者,因而造成了对这一当事人心态传播的不力。

而信任或者不信任的心态本身却是有传播性的。“散书”原帖的病毒式传播,正是由于一种心态,在当时体现为“极高的平均可信度”,造成了散书原帖浏览量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

同理,对事件的反水,也是由于一种心态,在此为“极高的平均不信任度”的大规模蔓延,导致超出了原来舆论范畴的公共讨论乃至声讨。对此,田禾还有话说,

在整个事件中,看客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对康夏的动机表示怀疑可以理解。但在中国网络空间不到二十年的历史中,公共事件剧情大反转已经不止一次了,我们总应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一个合格的网络“看客”也要有自我修养的。世界上不同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如康夏事件中的七十七万,这笔钱对很多人是巨款,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七十七万人民币确实不值得劳动全家人,还赔上自己的名誉。所以看到不符合自己既有认知的人和事不匆忙作出结论,不动辄以道德判官自居,坚持说理,不使用攻击性的言辞,在穷尽其它证据前不随意揣测动机。

以上的讨论仅代表众口谓群中各位评论员的个人意见。

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任或者不信任的权利,也有选择力挺或者谴责的自由,比“要求他人对自己上述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自己首先学会对这种权利和自由进行尊重。

以下来自重口群的这几条建议,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在公共讨论中,学会尊重自己、形成观点,然后学习尊重我们讨论的对象:

1.做判断前,收集多方观点,从多方面了解事实。

2.尝试通过“信息+经验+常识+逻辑”来形成个人观点。

3.尊重其他意见的合理性,尝试共情、换位思考。

4.不做诛心之论。

 

 

整理、执笔:张潇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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