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应学会“友善与共享”

中美两国应学会“友善与共享”

文/夏伟(Orville Schell)

本文为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FT中文网合作专题,英文版刊登于 ChinaFile网站

 

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长达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陷入“严寒”感到不安。自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当年,两国关系刚刚开始从多年的高度敌对状态恢复正常。

过去两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总统奥巴马都曾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者于2013年在加州阳光之乡庄园与习近平的“衬衫峰会”更是受到媒体高度追捧;但是,两国领导人之间并未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友谊或良好关系。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峰会并召开气氛随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之后,两国领导人恐怕就没表现过真正愉快共处的迹象。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之初,曾努力试图与中国外长建立个人友谊,但在很大程度上无果而终;约翰•克里一直缠身于中东事务,无暇尝试;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直到去年秋天才首次访华。

诚然,美中两国为巩固关系,多年来不但高调宣示双方对于共同利益、共赢和联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视,更是通过多次元首峰会、战略和经济对话以及部长级会议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架构。但是,数十年建设互信的努力之后,我们仍旧面临当前的窘境:互相猜忌与互不信任长期持续,已经如同“隐性感染”一般令双边关系难有作为。除了1989年北京的流血事件之后的那段时间,两国间的总体气氛恐怕从未如此犹疑。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关于对中国态度的全球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55%的人则持负面看法。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猜忌令奥巴马总统此前宣布“重返亚洲”,而北京则将此举斥为悍然重返冷战的遏制思维。

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后,人们或许期待中国领导层会变得更加自信、开放和大度:中国GDP连续30年实现了10%的年增长率,到2013年已经猛增至9.24万亿美元(据世界银行数据)。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地获得了真正的全球性影响力。但是,中国本届政府却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在国内,对互联网、媒体、公民社会、大学和政治改革倡导者予以打压,对外则对邻国展示了更为强硬的态度,令人对中国的崛起心生警觉甚至敌对。这一切对美中关系当然于事无补。而最突出的问题是,美国国内目前没有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重要核心利益群体。美国商界一度是支持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核心团体,但是2014年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60%的全球企业CEO表示,他们在中国感觉不像过去那样受到欢迎了。

最近我和两位同事到访华盛顿,对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当前对华态度有了深切体会。我们所到之处,官员们仍旧在致力寻找两国可以合作的途径,但是他们都对中国目前的强硬、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蛮横的态度表示不解和高度担忧,认为这妨碍了两国合作关系的深化,并且与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背道而驰。

无论是何种逻辑在驱动当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华盛顿和美国各界都难以清晰领会。也许这是双方互相缺乏透明度的结果,但现实是,美国各界并不清楚北京当前为何感觉有必要在南海问题、东海的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对在华外国媒体、以及对香港的反对派等等,采取如此强力的措施。在没有更好解释的情况下,多数美国人将此解读为,北京采取了普京式的外交冒险政策。

无论多大的财富和权力,都无法取代真正的合作精神;但是,这一道理太容易被忽视。结果就是,危险的负面情绪越积越深,让人不得不怀疑:中国官员是否在乎他们的美国同事们、甚至包括美国非政府界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已经感觉多么不满。而中国一贯不善直截了当地表达态度并且缺乏透明,这就让此问题更加难解。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期的一份报告直白地宣示:“美国需要彻底改变对华的整体战略。” 我们在华盛顿遇到的每个人都同意,美国应该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强硬的态势,但是他们也都担心北京会将此视做报复性举措,从而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反制与反反制的恶性循环。这必将阻碍两国联手维护在遏制气候变化、应对大规模传染病、反核扩散和反恐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可叹的是,任何资深外交人士都能理解,如果仅仅因为担忧对方报复就显得举棋不定或无能为力,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如果美方表现出这种态度,北京也很容易将之解读为美国实力和意志衰退的表现,甚至是对中国的默许。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某些政策提出抗议,表达了困惑和不解。例如,“你们推行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返亚洲 ’、并且拙劣地反对亚投行,用意何在?” 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

无论目前双边关系冷淡的原因何在,这不但即刻威胁着双方合作的能力,更恶化了美中这一关键的双边关系赖以发展的政治气氛。这种负面气氛必将对大国关系的未来造成深远危害。

也许中国领导层正陶醉于展示他们新近获得的巨大财富与权力。毕竟,中国有着过去150年被迫屈从于“列强”意志的痛苦历史,人们也能够理解一旦局势逆转,中方现在的感受。但双方都不应该忽视这种恣意而为的态度具有多大的风险,尤其是两个如此重要的国家仍旧在试图发展成熟的双边关系,而上述态度会恶化这种政治环境。正如自然环境能够被污染一样,外交关系赖以存在的政治生态也可能被毒化。美中两国尚未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但目前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的确,官方的外交架构仍旧存在,能够让两国间的会议、谈判和关键交易等持续进行。但是,仅仅因为上述架构的存在就认为美中间万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中方对美国的态度,但我可以说明美国目前对华态度:美国各界、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人士,对美中关系不畅感到愈发警觉。一家知名的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负责人遗憾地表示:“很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对中国最亲近的人,现在感到最受疏远。” 如果对这种酸楚态度不予应对,这将不可避免地限制两国在关键全球问题上合作的能力,并且妨碍共建可行的未来。

近期在纽约市举行的一场关于南中国海的智库闭门讨论会上,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律专家旁征博引地阐述了他的“严格的建构主义”解读,说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何给予中国明确的权利,可以对远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海岸附近的争议岛屿提出声索。这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举起了手。他微笑着摇头,似乎认为这场讨论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

“我不想像幼儿园老师一样说话,但是他们对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 要共享,要友善。’ ”

一时间,会议室陷入沉寂。他以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方式巧妙地指出了缺失的元素。

友谊、友情、善意,无论你如何称呼,这是不同国家间合作的根本性团结因素。但是,必须承认,要在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间建立这种和谐友好的情绪是很困难的。而美国人一向对列宁式的一党体制过于敏感,这也让局势难上加难;同样,中国当局也很反感别人视自己为该推翻的倒退独裁体制。另一方面,现实的决策者们并不把“情绪”当做考虑因素。但是,否认情绪的重要性无异于忽视外交关系中一块最关键的基石。而在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情绪正在变得异常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