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法律,人们却说,那不存在

中美君说:

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中,中国仍是无法可言的国家。为什么?

长久以来,法治被视为西方社会独有的制度,在艾默里大学教授中国法律的特姆·鲁斯克拉教授在其著作《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Legal Orientalism)中,使用“法律东方主义”一词,将这样的观点驳斥为西方对东方的偏见。

“什么是法治?”“谁有权力判断哪个国家拥有法治?”

中国成文法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法系”是与“罗马法系”和“英美法系”并列的法系之一,影响力辐射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依法治国”一词更是炙手可热。然而,中西方之见对于法律的不同理解并未消除。这一问题成为中美之间谈判、合作的一大障碍。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本书的论述对于两国而言都是一种反思:思考法律的定义,法律观念的国际流动,以及作为强制手段的法律是什么。

详戳ChinaFile中参馆与鲁斯克拉教授的采访视频,或阅读下文:


文字实录:

我的名字是特姆·鲁斯克拉,我写的书名为《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这本书从本质上讲是在探讨什么是法律,以及谁能判断哪个国家有法律,以及对美国法与中国法的相关观点,通过历史的比较探讨这些观点如何传播到全球,以及它们在中国和美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所谓“东方主义”自然是指文学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在讨论东西方时的一种特定思维方式以及其中包含的二元对立。例如,西方是个人主义的、进步的、民主的,而东方则往往是集体主义的、专职的、传统的、甚至是停滞不前的。

而通过使用“法律东方主义”一词,我希望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单单将法律与西方联系在一起?而将法律缺失的状态与东方联系在一起?

我教授的内容包括中国法,有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会回答:我教授中国法。人们经常会说:“那东西根本不存在”。对此我曾感到有些生气,但是人们总是乐此不疲的表达这样的想法。

今天人们时常思考的“法制”一词,与它相对的是“法治”一词。

(法制)意味着法律由政府和政党决定,他们可以随时违背法律。有趣的是,如果你退回到很久以前,西方对于中国法律的认识事实上是相当正面的。

16世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为中国描绘了一幅光彩熠熠的肖像,即一个由“礼”和“法”统治的国家。

事实上直到18世纪,从孟德斯鸠开始,一种“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才被树立起来,而这一观点演变为一种欧洲的、哲学上针对中国法律和政府的偏见。

到了19世纪,自然,有关中国的最主要消息源,已不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耶稣会传教士,而是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他们开始抱怨:说中国法律是武断而随意的,是专制的、不讲道理的。因此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对中国的观点转为负面。

当 英国第一次以“自由贸易”为名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有趣的是战争爆发之初,美国采取支持中国、反对英国的立场。因为美国认为,显而易见,战争 的开端是中国收缴英国的鸦片并将之倾入广东海港。在美国人眼里,这是英国帝国主义对贸易的干涉,也使他们回想起自己的革命历史,其开端为“波士顿倾茶事 件”。

有趣的是,英国人不只满足于打开中国的市场,他们还想得到所谓“治外法权”,理由是:中国的法律太过野蛮,不能用于约束英国人。他们坚持,即使是在中国的英国人也不应受中国法律的约束。美国在建国时,拒绝了英国对其领土的殖民模式。

但在鸦片战争结束后,我们看到,美国也采用了与英国和欧洲国家一样的政策,在非领土区域或领土以外的区域,推行法的帝国主义。

这段历史的含义是什么,这一比较研究对于思考当今中国的法制改革,以及美国在中国推行的法律改革项目又有怎样的意义?我认为这些改革项目很重要、很有意义。

显然,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由党治理的国家;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方确实存在人权问题。这段历史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但我认为它提醒我们,在对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时,要思考的更多一点,要顾及到这段帝国主义的历史。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最理想的情况下,法治和民主(又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至少应从本土萌发,因为将法治和民主强加于某人的想法,与两个词汇本身的语义就是矛盾的。

 

栏目编辑:李丹阳、Michael Laha

字幕录入:秋韵